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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行政包干制:县域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基于华中某省D县的考察显示文摘在县域治理中,行政科层制具有专业化、技术化和程序化等优势,承担了诸多治理事务,但其形式主义、部门分割、严格预算等固有属性,使其难以多快好省地实现公共治理目标。行政包干制则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充分调动和整合党政部门的资源,可以推动县域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超常规治理。在行政包干制中,县级党委通过党委会议的形式,将县域范围内那些重要的、行政科层制难以胜任的治理事务转化为政治任务,改变治理事务的性质,并对党政部门进行结构整合、资源聚集与功能重组,以完成政治任务,从而在较短时间内较好地改变县域经济社会面貌。行政包干的实质是对政治任务的包干,没有被转化为政治任务的治理事务仍由行政科层制来完成。行政包干制与行政科层制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完成县域内大部分治理。 | 杨华 袁松 | 2017 | 开放时代2017，，5： | 72 |
| 2 | “权力—利益”与行动伦理:基层政府政策动员的多重逻辑——基于农地确权政策执行的案例分析显示文摘缺乏专断性权力的基层政府如何常规化地推进政策执行,是学术界有待解释的问题。本文以农地确权为例,分析在政策执行所需的财政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如何有效动员并促使村干部完成农地确权工作。本文发现,基层政府一方面通过权力支配和利益置换相结合形成“权力—利益之网”使村干部在政策执行时与其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则运用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相结合所勾连起的“公—私伦理之网”来确保村干部的行为与其预期一致。权力支配和“讲政治”的机制由于与体制相契合而更多在“前台”使用,而利益置换和“讲情理”的机制则更多在“后台”使用。 | 狄金华 | 2019 | 社会学研究2019，，4： | 71 |
| 3 | 治理取向与制度环境:近期社会组织研究的国家中心转向显示文摘研究社会组织的宏观理论框架,倾向于将国家的角色简化为一个在规范上具有好或坏意义、权力格局上表现强势或弱势、立场上采取压制或支持态度的主体。但是,经验本身的发展已经远超上述理论范畴所能提供的洞察力。本文认为,近期社会组织研究出现了'国家中心'转向,呈现出一种理解与构造结社生活中国家角色的新思路。它们仍然强调国家在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以国家为重要的分析中心,但是却将国家落实更为具体的治理取向与制度环境。在此视角之下,近期我国对于社会组织的治理取向从'分类控制'转向了'可控发展',而国家也在整体架构与治理机制的意义上提供给社会组织更为精细与复杂的制度环境。质言之,在宏观框架和微观策略的研究取向之外,这种'国家中心'视角的分析优势在于:去规范性、多维度化、以国家为自变量和对治理实践有启发。 | 纪莺莺 | 2016 | 浙江学刊2016，，3： | 52 |
| 4 | 从增长锦标赛到治理竞赛:我国城市治理方式的转换及其问题显示文摘在增长锦标赛向治理竞赛的转变过程中,城市政府的政策目标、政策网络、评估手段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主要是由纵向政府间的激励机制与压力机制的改变决定的。在城市治理竞赛中,发包制被削弱,而科层制得以加强;条块竞争压力加大,属地兜底的特征突出。作为核心的竞赛规则,当前的指标化、数量化评估体系难以适应卓越导向型的城市治理目标。在科层压力与指标化的不当诱导下,城市治理创新普遍难以有效地容纳公民与社会参与,凸显了内卷化特征,需要通过体制机制调适、评估方式更新、治理理念转变等手段予以纠偏。 | 彭勃 赵吉 | 2019 | 内蒙古社会科学2019，40，1： | 51 |
| 5 | 行政发包制下的府际联合避责:生成、类型与防治显示文摘在中国府际关系的行政发包制结构中,从治理风险'外溢性'和实际控制权'不确定性'双重维度审视避责行为可以发现,当治理风险溢出了地方(下级)政府'不确定'的实际控制权范围时,地方(下级)政府形成避责联合体以最大限度地减轻来自中央(上级)政府问责压力,这就是府际联合避责。府际联合避责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展开,纵向上形成了密切合作的避责联合体与结构松散的避责联合体,横向上形成了内部竞争的避责联合体与临时拼凑的避责联合体。府际联合避责的防治需要将公共事务治理的受益范围作为实际控制权的划分依据,将民生指标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核心指标,构建动态精准的风险识别和防控机制。 | 李晓飞 | 2019 | 中国行政管理2019，0，10： | 56 |
| 6 | 承包型法治:理解“地方法治”的新视角显示文摘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超大型国家治理、中央集权单一制和'强国家—弱社会'这三重因素的共同存在,使得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治理负荷压力。为了有效应对统治风险、治理成本和质量压力等治理负荷难题,行政发包制作为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得以产生。相应地,由行政发包制的制度背景所决定,当代中国的地方法治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独特的'承包型法治'样态,介于代理型法治和自治型法治之间,具有法治建设强激励、中央弱控制、争端解决方式行政化等特点。承包型法治建设具有两面性,容易造成政绩驱动型法治与权利选择性保护、法治试验的创新性与投机性、指标控制与指标应对、柔性运作与法制化解决间的一系列二元张力。承包型法治的未来转型,取决于行政发包制的可能变化,其转型前景和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 丁轶 | 2018 | 法学家2018，，1： | 41 |
| 7 | 人情式政策动员:宗族型村庄中的国家基层治理逻辑——基于江西省余江县宅改案例的分析显示文摘在宗族力量较强的农村地区,缺乏行政渗透力的政府如何以最低交易成本有效地动员农村基层,实现其政策目标,是学术界有待解释的问题。本文以江西省余江县农村宅基地制度试点改革为例,分析政府对宗族性农村社会的政策动员机理。研究认为农村社会存在四种人际交往关系,宗族型村庄成员依照特有的'血缘-人情'关系判断机制做出心理反映及社会行为。在宗族力量较强、传统观念浓厚等因素对政策执行产生阻力时,政府充分利用宗族社会的关系判断机制,通过两次请托性交易谈判保障政策执行,形塑出一种'人情式政策动员'。因此,'人情式政策动员'不同于以权力为执行核心的实施模式,而更多呈现出'关系-利益'的基层动员特征,其不仅揭示出宗族社会治理中的部分经验黑箱,还说明各参与主体存在利益需求错位及行为多向性,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建设提供了一定借鉴。 | 吕萍 胡元瑞 | 2020 | 公共管理学报2020，17，3： | 42 |
| 8 | 基层治理中的属地管理:守土有责还是甩锅推责?显示文摘属地管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旨在以守土有责的方式消弭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由于条块关系的复杂性,属地管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责任落实和追究机制。'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演化为'责任属地''基层兜底',凸显了基层政府权责失衡的困境。要使属地管理回归守土有责的设计初衷,就要按照权责一致要求,建立健全责任清单,落实责任属地、权力属地和财权属地。属地管理不仅是一种调节纵向政府间关系的制度安排,其内在的多重蕴涵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审视纵向政府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是对'行政发包制'的一种理论拓展。 | 颜昌武 许丹敏 | 2021 |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10，2： | 47 |
| 9 | 再论行政发包制:对评论人的回应显示文摘本文对周雪光、张静、曹正汉和冯仕政四位教授的评论文章进行了回应。笔者的回应侧重在各位评论人提出的带有批判性质的意见和建议上。笔者和评论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行政发包制的界定、内涵和形成原因、统治风险的内涵和影响、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权力配置等问题上,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试图做进一步的澄清和解释。鉴于评论人的批评建议,本文也讨论了行政发包制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展和完善的领域。最后,笔者提出了一个好的理论的三个标准,并讨论了跨学科交流对于发展好理论的重要意义。 | 周黎安 | 2014 | 社会2014，34，6： | 36 |
| 10 | 也论项目制的运作与效果——兼与黄宗智等先生商榷显示文摘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形式之一的项目制,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遭受了学界的批评,甚至有学者认为项目制遵循的是逐利价值观下的'权钱结合'的运行逻辑,展示的是'官商勾结'。然而,更为普遍性的案例研究发现:介于科层化与市场化之间的项目制,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与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相适应,仍然是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有效形式。在刚性的制度安排下,项目制在调动地方政府的行政积极性、提高国家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仍然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项目制仍需要优化其运行机制,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以提高其应有的效果。 | 尹利民 | 2015 | 开放时代2015，，2： | 36 |
| 11 | 政策实施成本与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发生机制 基于四东县休禁牧案例的分析显示文摘讨价还价是中国上下级政府互动关系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本文详细记述了四东县草原休禁牧政策实施过程中上下级政府的多轮讨价还价,县政府制定政策,政策严格落实导致政府与民众的冲突频发,乡镇政府以冲突为策略与县政府讨价还价,最终获得了相对宽松的执行空间。本文使用实施成本分析框架解释了讨价还价行为的发生机制,执行过程成本、上级施加成本、民众施加成本高昂,致使乡镇政府只能选择与上级讨价还价。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乡镇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相对提高,使得双方的协议点从严格执行端向宽松执行端移动。执行无僵局、协议点左右摆动、短期均衡与讨价还价的交替发生是政策执行中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基本特征。 | 冯猛 | 2017 | 社会2017，37，3： | 36 |
| 12 | 对口支援:破解规模治理负荷的有效制度安排显示文摘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如何破解规模治理负荷的难题,一直是当代中国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对口支援最初是作为一种应对地方重大问题时,为减轻国家治理负荷而临时采用的具体措施,后被中央政府在诸多事务中广泛运用,成为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有效政策工具,并逐渐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对口支援实践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调适中央与地方纵向关系及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实践中,通过采用思想动员机制、政策激励动力机制和组织协调机制等组合手段,有效地减轻了单一制国家的规模治理负荷问题。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对口支援具有分散风险、分摊成本、汇集资源、形成合力四种主要功能,促进了规模治理负荷向规模治理效应的转化。从对口支援的实践效果看,这种转化具有三重深刻意义:强化国家认同、重塑府际关系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口支援,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长期积淀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意识的政策实践,也是破解超大规模国家中央政府治理负荷的有效制度安排,更是将当代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 | 周光辉 王宏伟 | 2020 | 学术界2020，，10： | 30 |
| 13 | 属地责任制下的谋利型上访:生成机制与治理逻辑显示文摘谋利型上访作为一种新型的、急剧凸显的农民上访行为,对其生成机制和治理逻辑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文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通过考察信访制度本身提炼出'属地责任制'的分析性概念,构建信访制度与上访行为的关联性分析框架,基于典型案例的历时性比较分析,研究信访属地责任制如何内部生产出谋利型上访。研究发现,信访属地责任制中上级政府的激励逻辑、村级两委的应付逻辑造成基层政府的避责逻辑,并共同导致了上访谋利空间的生成。基层政府的初始示范、农民上访的自我示范和村庄场域中的社会示范,分别结合上访谋利空间促成谋利型上访的发生、持续和扩散。基层政府的信访治理策略经历了从专断型治理到利益型治理的变迁。其治理逻辑是属地责任制中基层政府'责重权轻'的权责不匹配形成'利用公共资源解决部门及官员政治风险'的目标替代。上述结论对破解谋利型上访这一基层治理难题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包括弱化信访压力体制、强化基层治理能力、动员村庄自治力量、推进信访治理法治化。 | 郑永君 | 2019 | 公共管理学报2019，16，2： | 28 |
| 14 |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显示文摘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绫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 | 周庆智 | 2016 |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3： | 24 |
| 15 | 上位法规定不明确之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判断——基于66个典型判例的研究显示文摘现代行政治理体系中存在着大量上位法规定不明确的规范性文件,法院在缺乏明确立法指引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这些文件的效力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根据对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以来发布的66个典型判例的分析,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判决存在3种效力肯定情形和2种效力否定情形,并可被归入较浅审查模式和较深审查模式两个大类之中。法院采用不同程度的效力判断方式体现了保护相对人权益、尊重行政专业性、维护行政效能等不同目的,并具有中国语境下的独特意义。但是目前实践中的做法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未来应建立司法区分程度审查规范性文件的标准。 | 俞祺 | 2016 |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19，2： | 23 |
| 16 | 村落空间重构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对村庄合并的成效、问题和原因的社会学阐释显示文摘村庄合并已经成为当前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途径,一方面合村并村政策的实施使离散的、同质性强的自然共同体转向集中的、异质性强的行政共同体,有助于推进农村社区化和就地城镇化;另一方面合村并村后村庄的边界被打破,村民的社区认同薄弱,村庄内部冲突减弱而村庄外部冲突上升,农村冲突的节点主要转向农村和政府之间,村民和基层政府脱节,乡村治理面临重重压力。本文以陕西省咸阳市镇村综合改革中的合村并村实践为例,研究村庄合并对村落空间重构的影响及其衍生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并对其进行社会学的阐释和讨论。 | 郭占锋 李琳 吴丽娟 | 2017 | 学习与实践2017，，1： | 22 |
| 17 | 非正式官僚、不完全行政外包与地方治理的混合模式显示文摘在地方治理实践中,正式官僚与非正式官僚共生共存的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行政发包和契约外包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一个不完全行政外包的理论框架,借以揭示地方政府治理的混合模式。这一治理模式跨越政府组织边界,融合行政发包与契约外包的要素,同时在政治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降低行政成本,有效地缓解治理风险与治理效果之间的张力。通过对S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的分析,本文阐述地方政府不完全行政外包的组织运行逻辑,并就其预期与非预期后果展开讨论。 | 倪星 郑崇明 | 2017 | 行政论坛2017，24，2： | 22 |
| 18 | 治理如何“运动”起来?——多重逻辑视角下的运动式治理与地方政府行为显示文摘目前我国学界普遍将运动式治理理解为某一行动者(国家或是地方政府)追求某一目标(实际绩效或是合法性)而采取的策略。然而,这种视角却无法解释运动式治理常规化、内卷化与协商化所体现出来的逻辑悖论。本文基于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认为在目标责任制与属地权威制之下,党委政府、运动式治理的主持部门与配合部门三者有着彼此矛盾的行动逻辑,它们之间的冲突与沟通通过运动式治理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权威授予、权威激励与权威使用)体现出来。运动式治理正是在这三种行动逻辑的交织作用下,不断地被生产与再生产出来。 | 刘梦岳 | 2019 | 社会发展研究2019，6，1： | 23 |
| 19 | 社会治理为何失效?显示文摘<正>问题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中。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社会滞后的问题逐渐显现:表现在社会冲突日增,价值分歧凸显,基层干部普遍感到工作压力'正在加大',群众越来越'难以管理',干部说话'没有威信'~①。这些状况加剧了社会情绪的政治化:个人事件容易发展为群体事件。 | 张静 | 2016 | 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1： | 22 |
| 20 | 乡村政策动员中的“权力——技术”及其影响显示文摘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权对村干部的政策动员,开始由激励机制、压力机制转向责任机制。乡镇政府面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现实,渐次倚重对制度性资源的技术化调配,塑造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推进政策落地。乡村政策动员中体制性吸纳、组织化协调、技术性约束和伦理化调适等权力—技术支配机制,虽可借助组织内责任关联纽带提高政策动员与执行效率,但该'权力的技术支配网络'同时也容易带来乡村治理的悬浮化、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等'行政消解治理'问题。由此,乡村政策动员应警惕过于强化制度的工具性价值,重新发掘其治理内涵与社会价值,实现乡村治理'治术'与'治道'的平衡。 | 金江峰 | 2020 | 中国农村观察2020，0，2：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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